馬寶寶社區放映【 不可持續發展之動物篇 】第二場放映:巿區重建下的動物

馬寶寶社區放映【 不可持續發展之動物篇 】第二場放映:巿區重建下的動物
動物,從來沒有選擇的權利。 巿區重建/ 新界發展,拆毁不止是一幢幢的家,還有,很多動物棲身的社區。 灣仔利東街、深水埗順寧道、衙前圍村、屯門紫田村、石崗菜園村等各區的「發展」下,當地產商圍起重重圍板時,社區內的動物又哪裡去呢?牠們的過去與未來是怎樣的呢?義工面對著什麼困難? 承接上個月我們的放映,討論著社區動物的「存在權益」,這次我們會放映社區重建下動物的短片,並且邀請了「衙前圍貓」的義工及村民來講述一下他們在巿區重建中發起/參與救助動物的經歷、動物被救的前後變化等等,從動物角度了解發展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發展,該是社區友善及動物友善。   《活動詳情》 日期:2017年4月23日(日) 時間:2:00 - 4:00pm (若天氣許可,我們會行行村了解下馬屎埔村的環境) 地點:馬寶寶社區農場 嘉賓:「衙前圍貓」義工 Peg Li 、美婷、嘉興、衙前圍村村民關仔 • 費用全免 •   交通 | 粉嶺火車站 A2 出口乘往帝庭軒小巴 52A / 54A/ 56A ,到綠悠軒 ($3.4,車程 5 分鐘 ) 馬寶寶就在綠悠軒後方,沿屋苑外圍步行一分鐘,見村口信箱左方小路進。    mapopo.wordpress.com/where 【 注意事項 】 1. 請穿著淺色長袖衣物及不露趾鞋,防蚊防曬。 2. 請自備防曬及防蚊用品。 3. 歡迎自備購物袋,直接向農夫買菜,支持本土農業。 4. 免責聲明 : 參加者須為個人身體及財物安全負責,如有任何損傷,馬寶寶社區農場恕不負責。

社會改造的契機

社會改造的契機
策劃,訪問:二犬十一咪  文:阿蕭 載於出版書籍:動物權益誌,2013年     小倉鼠死了,葬身於校園內的馬桶中,沒被水沖去,載浮載沉的細小身軀,安靜地等候公義來臨。   際遇和體形似有關聯。小倉鼠像個小絨球,毛茸茸,小豆眼,再挺著個脹卜卜的小肚子,都不過半個手掌般大。牠被安放於掌心上,命運的悲喜,取決於人類的自由與自律,亦是發揮道德意義的起點──公義在高大分明時的義不容辭;或在晦暗不顯的關頭委曲求全,在此實在無法迴避考驗、檢視。   有人說「小倉鼠的生命需要受到尊重」;亦有人說「那不過是一隻小倉鼠」。   社會運動是「轉化對真實的認知」(Transforming Perception of Reality),由Gamson(1992)主張,指向運動對隱含的歧視、蒙蔽的真實作出重新思考和討論。當中,動物維權作為「他者導向」(other-directed)的抗爭運動,在道德複雜模糊、「我」與「他」的利益糾纏相涉中,更顯一步一跪,礙難重重。   運動背景  由「保護」到「維權」   當今世界的動物保護運動,發軔於十九世紀的英國,並以一八二四年成立的「防止虐待動物協會」(RSPCA)為重要指標。追溯歐美早期的「動保」歷史,當時有一些社會人士,常常於街上目睹動物受虐的景象:駕馬車的車伕暴打馬匹的;農夫把牲畜的腿捆綁起來堆在車上送去市場;還有活生生的把鵝被倒吊至死。   基於不忍大眾的漠視、任由暴力橫加於動物身上,一股引領變革的運動勢力,遂積極倡議動物保護的立法,並強調行善以求救贖,追求道德與秩序重建的人道思想。於美國,更有組織者充當「動物警察」,親自走到街上巡邏,調查虐畜個案、馬匹拉車的負荷、及牲畜運輸的情況。   哲學能喚醒沉澱的人性,帶領深沉的思考向度,更可作為運動的重要資源。同在十九世紀,德國的大哲豪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以拓晰洗鍊的哲理邏輯,肯定了原本存在的、千百年來卻被踐踏的天賦動物權:「殘酷對待動物者必非善者,我們人類虧欠動物,以還給牠們公道,取代同情牠們。」   這個劃時代的思想革命,正是現今人所共知的普世價值。但此亦無阻被慾望驅動的人類行為,我們高於動物的思想不可動搖地一直遺傳下來,在耳邊迴盪。走下來的歷史,各地人口增長,出現工廠式密集飼養動物、科學實驗中廣泛使用動物、以及動物被用作娛樂工具等,仍為動物帶來連綿厄運、生而難逃的宿命。   能涵蓋各地情況,甚或日後難以預料的剝削問題,是於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由聯合國大會通過「世界自然憲章」:「生命的每種形式都是獨特的,不管它對人類的價值如何,都應當受到尊重。為使其他生物得到這種尊重,人類的行為必須受到道德準則的支配」,鼓勵各國參考憲章原則,指導和判斷人類影響動物的一切行為。   這年頭,組織者在大聲疾呼:「為動物爭取平等與尊重、廢除奴役動物」,口號標示「動物革命」由倡議「保護」(protect)變成爭取「平等」(equality)的維權運動。於西班牙的巴塞隆納,更有以藝術介入行動的策略運用。當地一廣場上,國際非牟利動物保護組織「Animal Equality」舉行運動,透過上演一場「冰鮮人肉」的街頭行為藝術,讓一個個模特兒躺在盒內,身上沾滿假血,再以保鮮紙包裹封存,造出血淋淋的視覺感觀,提醒大眾反思在品嚐盤中佳餚前,各種肉類都曾是活生生,一如你我的生命體。   「他者導向」的社會運動   觀乎香港,我們有沒有動物保護/維權運動?這或者必須反問,我們的城市,有多需要透過社會行動為動物爭取權利?   非牟利獸醫診所創辦人麥志豪,肯定了上述兩個問題。近年,他積極策劃及參與相關行動,說明了勢在必行的現實需要,「我本想安份的做動物福利工作,犯不著得罪政府。但與其眼巴巴看著動物往地獄走,不如選擇一起往地獄走。」   由「溫和」轉向「激進」,麥志豪形容是「被漁護署折磨了好幾年」的結果。二零一零年,審計署發表了一份長達七十頁紙的報告,批評漁護署嚴重的行政缺失:每年需花三千萬元管理流浪貓狗,耗用大量資源;執法不力,不少寵物店無牌經營,沒按時續牌及違反發牌條件;及對市民報失的貓狗沒有完善的紀錄等。麥志豪當時雖感不滿,卻仍對一眾團體上街要求解散並重組漁護署的「821大遊行」感到懷疑:「要那麼激嗎?」   但當問題並非一次性,是一如剝洋蔥般,一層一眼淚,愈了解愈心寒:虐待動物的案件接二連三,愈見殘酷、動物被繁殖作販賣受到非人道對待、流浪動物的捕殺數字持續高企等,使麥志豪從「為動物忍辱負重、凡事以和為貴」變成了「第一個嘶破喉嚨吶喊」的行動者。   Stewart et al (2001)的「Persuasion and Social Movements」指出,以動物作為運動的主體,是一種「他者導向」的社會運動,即不是受壓逼者的自身行動,而是爭取他者(others)的權益,除動物維權,反奴隸制度、反墮胎運動都屬同一類行動。而基於這種特性,部分群眾會礙於認為「他者」跟「我們」並無對等的切身關係,而經常否定動物維權的社運本質,視為「一群愛心泛濫的貓癡狗癡,吃飽飯無事幹的在無病呻吟」。這不只是香港的普遍現象,在歐美和台灣等地,「人類的問題還未解決,怎能幫動物解決」的聲音經年不絕,成為運動常處孤立無援的困局。   團結力量 對抗建制   運動亦是一個積極「斡旋者」(mediator),如果必須設定一個我為「壓逼者」,一個他為「被壓逼者」,於香港動物維權的處境下,前者是建制勢力 如,漁護署;後者則涵蓋多樣性的生物,如,受虐的貓、狗、雀鳥及海洋生物。   現時,香港有約十七個民間動物團體,在組織串連,策略運用,彼此已取得默契。動物政策關注組,負責斟酌權力機關內的政策和執法問題;動物朋友、9X狗街坊和一些獨立義工,在被檢控的可能下行使公民抗命,持續為民間的流浪動物進行捕捉/放回行動(TNVR),並把動物送到非牟利動物診所進行節育。   此外,行動者亦機動性地發起遊行集會,回應即時性的動物事件,如守護龍尾大行動、紀念黃忍燭光晚會、8.26香港不要海豚奴隸!海洋公園集會等。「我們可能『維威畏』小貓三四隻,但群眾參與的數目不是重點,關鍵在維護的東西跟公義有沒有關係,才是社運精神。」王學思說。   儘管如此,一個社會運動在邊陲移到核心的過程上,單靠組織、行動並不足夠,必須建立一套屬於自己的論述,以作運動的思考基礎。但關於動物權與相關論述,在香港現時的語境下,是並不存在,或尚待建構之中。   還看本地歷史最悠久、規模最龐大的「香港愛護動物協會」(SPCA),其主張的「寵物主人應有的責任與動物福利」,停留在狹義的福利層面。而且,該會常被評擊只為協助漁護署「清除」不要的動物,導致人道毀滅數量高企,並被指對流浪貓狗見死不救。   因應該會的角色、權責在社會上欠缺透明度,亦成為維權者在面對漁護署之外的另一建制勢力。「SPCA曾將一件主人把自養狗餓至骨瘦嶙峋、內臟衰竭致死的事件,以『主人沒有虐待動機』為由,不報警處理,我們質疑,為甚麼他們能就一單刑事案件自行決定要否執法?」面對各權力機關,維權者在據理力爭的過程上,費盡氣力。   同情與漠視 搖擺不定   作為「他者導向」的動物維權,除了「利他」,其實也能「自利」。參考學者錢永祥的定義,運動具有三層意義:第一層是以動物為道德關懷的對象,第二層是以動物作為公共事務的主題,第三層是以動物作為社會改造的契機。   於二零一二年發起的爭取成立動物警察行動,在「道德關懷」與「公共事務」兩個層面發揮了重大意義。「動物警察大聯盟」先由數個核心團體發起,十多個動物團體聯署聲援,再團結動員各方力量。結果,收集得數以萬計的市民簽名,行動更獲七大政黨的支持 。熟悉警隊實務編制的立法會議員,正籌備把動警的議題帶入議會上。   當動物維權運動的成效,常被視為難以企及革命者的期許時,在這次「動警」的倡議行動上,卻是空前地拍案而起。行動者分析原因,除了行動部署的因素,還有本港的虐畜問題日見嚴重,已達「虐畜之都」的稱號。就事件之黑白分明,動物被虐的畫面刺激官能,引發起各界的同情和關注。然而,在「社會改造的契機」層面上,公眾的態度仍在同情和漠視之間搖擺不定,王學思指:「在Facebook上,網民會就動物事件憤慨留言,這只是『最低消費』,有時實質成效不大。」   行動者發現,由社會群眾乃至司法機關,都會按個別案例,而對動物生命抱持不同的價值判斷,情況可能影響動物權益的持續和進步。但他們認為,這亦是展開討論的時機。亦相較數年前,動物發言的公開管道極為有限,現時媒體和網絡的開放性,能造就議題的深入討論。當中,可透過案件比較,引發深思。   案件:二零一一年,一名電腦技術員因不滿鄰居的唐狗吠聲滋擾,向狗隻潑天拿水並點火,唐狗最後被人道毀滅。裁判官形容被告「行為極之殘忍、滅絕人性,是他過去二十年,處理最殘酷和最壞的案件,斥責被告不尊重生命。」被告最後被判入獄八個月。行動者有關量刑要求司法覆檢:「在香港的司法標準,『虐畜』案以三年為最高刑罰。這次八個月的量刑,似乎已經是對『虐畜狂徒』的刑罰極限。判刑普遍被認為過輕,輕視了生命價值,亦憂慮判決成為先例,未能起阻嚇作用。」   比較一:二零一二年社運人士古思堯因焚燒、塗污國旗區旗被裁定侮辱國旗、區旗罪成而被判即時入獄九個月。法官在判詞中提到古的行為是「不顧後果、魯莽的行為」。因此應予以譴責和判處具阻嚇性刑罰。「同樣是焚燒,一個是死物,權力的象徵,刑期九個月;一個是生命,沒有權力,刑期八個月。那麼,生命的價值較重要,還是一件死物更重要?」   比較二:二零零七年,一名中年電子技工在大嶼山貝澳海灘,故意用鐵剷和木棍毆死一頭屬於受保護動物的黃麂,被判入獄半年。裁判官指,被告殘殺這種本港罕見受保護的野生動物,遂判此量刑以收阻嚇作用。「相比燒狗案的『行為非一時衝動』,手法的『滅絕人性』;虐殺黃麂相對沒有預謀。但兩者量刑相若,或懷疑因黃麂屬保護的野生動物?」   運動資源 建立論述   社會運動跟體制對抗,以爭取平等和權利;亦是「對社會所蒙蔽的真實有所覺醒和建構必要的努力」Gamson (1992)。動物維權在爭扎與努力的過程中,行動者經常詰問「究竟人性出現了甚麼問題?」「人是否如此輕視生命?」,暗示著行動的難中之難。   西方對動物保護/維權運動的闡述,強調其並非「大腦」教育,而是「心性」教育;即並非透過知識建立對動物之理性掌控,而是強調與動物建立情感與靈性連結。   而運動作為「在轉化對真實的認知」(Transforming Perception of Reality),「即使有問題的情境存在,大眾也知道,但除非有某些事情威脅或違反他們的興趣或價值,才可能被重視。」(Stewart et al. 2001)。在人和動物的關係中,當「他者」被「我們」分開,被威脅或違反的事情,似乎不在於「我們」的範疇之內。道德責任亦被「我們」所分隔、掩沒、甚至取消。   行動者也常被挑戰:「動物的智慧低於人類,生來就是被人吃、為人類服務吧?」、「如果人和動物是平等,一個人和一隻狗同時跌落海,你會先拯救誰?」然而,當道德處於模糊化和複雜化的現實情境下,「我們」更有責任和道德原則,對不斷擴張和扭曲的慾望進行檢視。   行動者再舉「小倉鼠」一案進行討論:   二零一二年,事件發生於一所著名的女子中學,女生在午膳期間,把購來的小倉鼠戲謔至死,上課前到廁所毀屍滅跡,卻留下證據。隨後,校方逮獲女生,懲處停課三天,惹來家長評擊罰則過重,滿道怨聲傳至社會中,揭發事件涉及刑事罪行,警方在社會壓力之下,介入調查。   小倉鼠的弱勢、無辜,理所當然應得到正義伸張;但也因牠的弱小(如像被女生掉進馬桶,不屑一顧,結果留下罪證),沒被納入「我們」的道德範疇內,或試圖在晦暗不顯的關頭,讓公義就此不了了之、委曲求全。女生的家長,揮金聘用著名大律師替女兒打官司,尋求脫罪的清白或推委包庇,是行動者的關心議題,「她將會視避過了一劫,還是錯失了『為生命負責』的寶貴一課?」麥志豪說。   《動物解放》內作者辛格提出的論述,指出社會存在物種偏見——偏見都因人類偏袒自己利益,而違反平等法則。在「利益」的大前題下,亦有人以文化慣例進行爭辯:小時候住木屋,老鼠會帶來鼠疫,認為最「衛生」的方法是用滾水炙死牠們,「而這也不過是一隻小倉鼠,何用小題大造?」但對各種社運行動者來說,文化價值是必然面對、對抗或斡旋的事情,行動者需轉換大眾如何看待他們過去、現在和未來的處境,來爭取平等公義、文明進步。社運的各地動物維權運動亦不例外。   「小」不足惜;小亦見大,大於成為社運同路人之間的一場正義思辯。「他們認為女生是虐畜,但質疑是否需要執法?有些左翼的朋友,覺得警方已過度介入人的生活,所以不贊成警方再介入人和動物的倫理關係中。亦有右派人士認為,動物的地位比人低,犯不著要浪費警力去處理。」王學思參考Michel Foucault的《規訓與懲罰》,理解社運人士對警察的戒備、甚至厭惡;而動物維權人士強調的,是實際的情境問題,動物虐畜的嚴重性。   在不同的正義觀下,該考慮人類「利益」的警察介入問題;或是選擇無辜犧牲的被偏見物種?   哈佛哲學教授Michael Sandel曾提出,「正義」可被區分為兩大類:功利主義、效益主義,正義代表追求最大多數人的福祉;康德的絕對論道德主義,正義建立在一種超出利益、目的的理性選擇上。而大多數人都兼具這兩種正義觀,並隨著情況而游移不定。   正義的哲學思想,是社運革命持久推進的重要資源。小倉鼠和其他被虐待動物的犧牲,似帶有使命地重生,仍然為香港的動物維權運動緩緩展開論述,期望打開一個「社會改造的契機」。  

龍尾灘海星:無脊椎動物的疼痛

龍尾灘海星:無脊椎動物的疼痛
策劃,訪問:二犬十一咪  文:阿蕭 載於出版書籍:動物權益誌,2013年     我們的身體裡有一條魚。   體內還有海葵、水母、果蠅等。各種魚類和無脊椎生物的基因歷史、細胞記憶,都記載於我們的手腕、肋骨、耳朵,以及身體其他部位。古生物學家從考古、基因、蛋白質及胚胎發生的研究中,發現人在胚胎早期,出現過魚類的鰓裂;人構成眼睛的分子與基因,是由果蠅、水母和蠕蟲衍生而來的;而讓人體得以成形的膠原蛋白,在海綿動物身上也有;人的四肢更是改編自魚類形成鰭的基因。甚或是,我們打嗝打個不停、嬰兒常見的疝氣,都源自人類的身體改裝自魚類所遺留下來的痕跡。   脊椎與無脊椎的鴻溝    凝視自己的身體,追溯億萬年間的演化洪流,人類與各種生物血脈相連,源自同一共祖。貫徹達爾文(Charles Darwin's)的物種同源演化說,人類自我膨漲、階層化的「偉大的生命鏈」(great chain of being,即上層是哺乳類動物,更上面是人類,中層是有脊椎的兩棲類,最低層是無脊椎動物)已受到摧毀。取而代之是另一個世界,所有動物是由同一生命在漫長的時間歷程連繫著,有著無斷裂的延續性(Continuity)——不單是解剖或生理上的,也是行為和精神特質上的。   人類亦需仰賴各種生物來維持生態系統,海洋上的無脊椎生物,為地球過濾海水、分解廢物、回收利用營養成分,並構成食物鏈的重要組成部分,最終餵養著無數的人類。早在18世紀,哲學家提出物種平權的概念,「任何一個個體的價值,從宇宙的觀點來看,都不高於另一個個體的價值。」(Henry Sidgwick, 1707)   但當人類成為目前地球上力量最龐大的優勢種群(Dominate species),對生物的情感共感、同理心(Empathy for Animals),總在利益的前題下隱沒、取消。甚或在想法與行為上,仍持續相信脊椎和無脊椎動物間的巨大斷裂,比如抗拒無脊椎動物會感受疼痛(pain)或痛苦(suffering),或更深層地否定它們經驗生命的方式。   物種繁衍之封閉   一種生物性物種,代表一種活生生的歷史形式(拉丁文species的意思),是表現在許多個體上的一種血統延續,隱藏在基因密碼的代代相傳中。人類若破壞物種延續的生物之流,否定「物種經驗生命的方式」,在動物倫理學上介定為武斷且僅以人類為中心(Anthropocentrism)。   以「大埔龍尾泳灘工程」為例,龍尾灘對一般人來說,可能只是充滿泥濘污水的路邊石灘,以至在討論項目發展期間,大埔區區議員鄭俊平表示「不相信工程會將龍尾的所有海洋生物滅絕」。而二零零七年的龍尾灘環評報告內,亦錯誤評估泥灘上的生物數量及其生態價值。   事實上,這個二百米長的泥灘,已聚集三百二十多個珍貴物種,並非環評報告內的二十種。香港自然生態論壇成員在龍尾灘進行自發性長期考察研究,才發現當地儼然海洋之窗。(附錄一)龍尾灘屬於半閉式泥灘,該處鹹淡水帶的生境十分罕有,能讓需要這種生境的魚類及貝類棲息共生。其地表土壤亦多樣化,散佈潮間及淺水潮下帶的大量碎礁石群,吸引了大量近岸魚類聚居。礁石群同時亦是大量雙貝類、螺貝、管蟲、海鞘、海綿等無脊椎動物的安身立命之所,而經多年土壤沉積,形成潮澗一大片平緩軟底地帶,更讓海星代代繁衍。   在這平凡的海岸一隅,潮汐潮落之間,孕育出高生態的潮澗生物群,包括,雙斑砂虎魚、賴氏蜂巢蝦虎魚、星點多紀魨(Takifugu niphobles)、管海馬(Hippocampus kuda)、日本燕魟(Gymnura japonica),都在《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紅色名錄》中,級別各有不同。而目前名錄內共一千三百零六種海洋無脊椎動物,在被評估的物種中,約25%目前面臨滅絕的危險。當中以管海馬為瀕危級別,最受關注。   可是,這些小生物仍然不被重視和認知。如漁護署曾跟據舊有文獻,堅稱海馬是「中度常見」物種,然而「常見如泥蜢、紅鮋,實在無法跟海馬比較」。相反,香港自然生態論壇成員,在龍尾灘岸兩旁的溪流及去水渠,錄得五隻管海馬。海洋公園保育基金在香港水域進行的海馬普查,一年錄得一雄五雌共六隻黃海馬與三斑海馬(Hippocampus trimaculatus),比較兩者,可見瀕危物種在龍尾灘的密集程度,及瀕危物種的極為罕見。   再參考香港海岸生態最權威文獻之一的The Sea Shore Ecology Of Hong Kong(Brian Morton, John Morton),在「結尾:污染及保育」(Epilogue: Pollution and Conservation)中指出,香港擁有不少生物多樣化的海岸,要保育這些海岸,除了要控制各種污染之外,更需要制定有效的海岸保育計劃,將高生態價值的地區劃為「自然保育區」。   龍尾人工泳灘的落實興建,否定「物種經驗生命的方式」,亦未考慮本地海岸的生態價值。香港亦沒有「海洋生物保護條例」,現行第170章的《野生動物保護條例》中,受保護動物卻不包括魚類和海洋的無脊椎生物在內。(附錄四)「這條法例本是因應六、七十年代的香港作為漁港的情況而定。那個年代的人,主要以海作為糧倉,一年只有一次機會吃雞或鵝。但到今天,香港食物資源變得豐裕,同時海域的魚類物種日漸瀕危,十分諷刺地,在海上捕獲罕有鯨鯊也是不會犯法的,這是法例落後過時之處。」香港自然生態論壇成員李錦華說。   視海星為死物   一般海洋無脊椎動物、瀕臨絕種的動物,尚可有任何保障?聯合國大自然約章說明「每一種生命形式都是獨一無二,不管它對人類有無價值,都應獲得尊重。」另外,「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也肯定了「生物多樣性的內在價值」。   但面對與動物之間的關係,人類的道德思維往往異常轉折。在龍尾灘上,魚類與海洋無脊椎生物往往被賦予反覆無常的附加價值:一隻海馬或海星,在政府的考量中,是平衡「發展」的必然犧牲品;在民間生態保育人士和專家的認知下,是需被珍視、保護的瀕危物種;而在部分市民眼中,竟可成為供人「娛樂」、蹂躪和殘害的「死物」。   每逢周末假日,龍尾灘都有悚然心驚的恐怖景象。人事不知的小朋友,會在泥灘上鏟掘、捕捉小蟹游魚,甚至手執兩個掘蜆耙,揮耍亂舞。大人也向海星手起刀落,斬頭斬尾,一瞬間,腳下盡是甩頭斷臂、內贓暴現的海岸生物。不止,連鄰近公廁的洗手盆也是偏滿屍骸;更有人一心「滿桶而歸」,最後卻棄桶於巴士站,任由生物在路邊曝曬,自生自滅。   「娛樂」不可能是絕對自我中心的「只要我喜歡,有甚麼不可以」;當娛樂是建築在其他生物的痛苦上時,更應該深思。「很多生物我們不能吃,也不能玩,又不好養。硬要拿回家,(生物)接著死掉,變相浪費了生命,簡直是反教材。」Derek說:他們經常在灘岸傾聽遊人對話,家長叮囑孩子把欣賞完的生物放回水中,有的聽話,有的反抗,堅持是自己的佔有物,「在孩子身上,已看到不同的人性。」   在動物倫理觀中,感知主義(有知覺、感受)確定生物在道德上的重要性。當大多數人認為脊椎動物能感覺疼痛,但在無脊椎動物的情況卻不這麼明顯,遂亦使人類無視無脊椎動物具有感受負面心理狀態(negative mental states)的能力,在一般對待行為和法例上均沒有加以重視或履行責任。   Can Invertebrates Suffer? Animal Welfare(2001)內提及,在沒有一種客觀或精準的儀器能完全量測出該個體的「痛苦指數」前,有幾個生理及行為上的證據是行為生物學家必須掌握的:   生理證據: ‧無脊椎動物在受傷後所造成防禦細胞與神經傳導流動及堆積的模式,與脊椎動物受創後的反應模式近似。(Stefano et al, 1998) ‧在扁型動物、軟體動物、環節動物、甲殼類及昆蟲身上發現具有止痛效果的腦啡(Enkephalin)及腦內啡(Endorphin)。(Fioito, 1986 ) ‧無脊椎動物身上亦發現類鴉片先質的腦啡先質(proenkephalin)(Stefano et al, 1998),腦啡在此的功能是攻擊侵入的細菌以使免疫系統中的類鴉片呔能產生,也因生化及生理的反應推測,疼痛本身也可能是此反應的構成元素之一。   行為證據: ‧某些脊椎動物在遭受創傷後,會隱藏受傷的徵兆或表現出僵直的外觀,目的就是避免自己再度成為天敵的目標,此種無法看出疼痛的現象也極可能應用在無脊椎動物受傷時,為求生存而表現出的低度反應機制上。 ‧當特定的刺激一開始與電擊共同給予動物時,許多的軟體動物及昆蟲會在電擊移除後仍對該刺激有縮回的反應,這與脊椎動物對電擊後的相關反應模式相當接近。 ‧「自割」行為通常是為了身體部分被捕捉或受傷時,潛在傷害擴及全身而作的反應。   龍尾守護隊   回看龍尾灘的情況,該處人流高峰期高達二百人,更有旅行社舉辦「龍尾灘惜別團」,把一車車的旅客載到灘上,未有考慮該地的承受能力,更遑論給旅客提供正確的生態保育知識。喧囂的人潮,把生物嚇得心驚膽顫,慌忙逃竄。遊人來到未及細心欣賞,腳下已踏死不少生物。「我們每次來調查拍攝,來到都有一個守則,就是『no touch』。即使幾想拍攝到一個生物,只會靜靜地蹲在水中,等幾個小時,蹲到腳軟,才拍攝到一張清晰的照片回去。」香港自然生態論壇成員關祝文說。   2012年11月8日,「守護龍尾大聯盟」召集義工組成「龍尾守護隊」,每逢周末假日進行巡邏。守護隊義工約二十人,分為三更,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五時工作。在當眼處貼出「觀生態,只可看,不動手,勿破壞」、「放過那些小生物,保護龍尾灘」、「守護龍尾,全賴有你」等告示。義工每人又手持「愛護海岸生物,眼看手勿動」紙牌,戴上臂章,呼籲遊人尊重生命,「睇下好啦,眼看手勿動。」   結果,許多遊人在勸籲後,都會把捕撈的生物放生大海。招振龍稱,「大聯盟」更開辦「龍尾學堂」,並以生態旅遊的標準為原則,一組人不會多於二十五人,課堂上介紹龍尾生態及保育的重要性、觀賞龍尾海岸生物須知及巡邏注意事項等。「大聯盟」更向旅行社提供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的《自然約章》,呼籲旅行社向團友灌輸海岸郊遊的正確知識。 「香港的虐畜事件日見嚴重,動物組一直在爭取成立動物警察。而守護隊作為民間的動物糾察,可算是動警的雛形。如遇上施暴者,你們會怎樣做? 」二犬問。   「我們會勸他將心比己,想想如果有人斬你隻手,你會點?不過,有時都會火火地,但會盡量克制,用幾句簡單說打發對方,不想為環境造成干擾。其實我們唯一的法律依據,是第169章《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附錄四),告戒觸犯法例的話,最高可判罰款二十萬元及監禁三年。但亦有遊人覺得『無王管』,執意對殘害生物,據為己有。其實人人都可以是龍尾生態守護隊,當到龍尾見到有遊人破壞生態,也可加以勸止。不單止在龍尾,在任何地方也可挺身而出,勸止不當行為。」招振龍說。   引述甘地的說話,「要看一個城市的文明,要看她如何待其他動物生命」在外地,即使擅自取走任何海洋生物也是不容許的。再易地而處,灘上的細小石礫及礁群,其實就是生物的棲息聚居處,即使稍稍移動幾毫米,牠們的家園也可能被摧毀。再看河流及暗渠所排出的淡水,看似混濁污糟穢,但那裡的生物就是清道夫,協助吃掉細菌和污染物質,也有履行公民責任。   無脊椎動物是維持自然生態不可缺少的一環。也是地球上數量最大、種類最多的生命群體,世界上80%的物種是由無脊椎動物構成的。在水生環境中,蝦、磷蝦、蟹足類、雙殼類、海綿和刺細胞動物等,在水體營養迴圈,甚至是去除污染物,都起著無可替代的作用。它們在進食過程中,過濾河水或海水中的懸浮物質和食物顆粒,除去可能導致水體生態系統失衡的泥沙、營養物質、藻類和細菌等。   對待動物的方式,或能放下「以人類為中心」,讓人與動物界線的藩籬逐漸縮短,轉化為共享世界的一份子。能屏棄習以為常的霸權,對自然崇敬亦悠然而生,生物也會退下防護線,讓你真正認識大自然的一池一石。   「見到一個個窿嗎?弱視的槍蝦負責不斷挖泥洞,觸鬚保持觸踫著大口犁突鰕虎魚,大口犁突鰕虎魚守在洞口,見到危險,便震動尾部通知槍蝦逃入洞中,自己亦尾隨而入,是一種『互利共生』現象。」關祝文說。大口犁突鰕虎魚(Big mouth goby Myersina macrostoma),是在灘上發現的香港魚類新紀錄。大自然是一本書,箇中知識和奧秘是無窮無盡,非天下間的科普書籍和文獻所能一一承載,要靠在地觀察,耐心閱讀,謙卑學習。   不合理的發展   龍尾灘位於吐露港的內灣位置,水流十分緩慢。污染物容易停滯在泳灘,較難擴散和稀釋。有實驗所揭發,龍尾灘的大腸桿菌含量驚人,水質為「極差」等級,每一千人落水後,將會有十五人有機會感染輕微疾病(例如紅疹),吐露港在過去也一直存在水體富營養化及紅潮頻密的情況。冬天不是游泳旺季;夏季天帶來的細菌和污染物,估計有14%的時段,水質『極差』需要封灘。 到底人與生物,誰更需要龍尾灘這個地方?   一九九八至二零零一年期間,前臨時區域市政局建議在大埔龍尾發展泳灘,區議員黃碧嬌更曾表示,她早於二零零零年率先提出龍尾項目,原因是「當年無法於區內找到沙灘讓四歲兒子游『龍舟水』」。但在對海的馬鞍山,就有一個比較理想的海灘可供開放,只需增設一些配套設施便可,但那裡反而要進行填海工程。   一切發展考量的背後,是連串地產項目:地產商會德豐及發展商偉都集團於二零零八年至二零零九年,已經準備興建水療渡假酒店,總共提供四百六十七間房間,並設有會議設施、購物商店及一座婚禮教堂。長實集團亦看透商機,捐出十億元,在龍尾附近興建觀音像,現時已完工。還有,只要將大埔汀角一帶樓價推高,李嘉誠的鳳園洋房項目可以賺得盤滿砵滿。   未來,龍尾將被打造成水療酒店、購物商店及洋房項目林立的「香港芭堤雅」;過去六年,大埔汀角樓價已翻過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