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寶寶社區放映【 不可持續發展之動物篇 】第二場放映:巿區重建下的動物

馬寶寶社區放映【 不可持續發展之動物篇 】第二場放映:巿區重建下的動物
動物,從來沒有選擇的權利。 巿區重建/ 新界發展,拆毁不止是一幢幢的家,還有,很多動物棲身的社區。 灣仔利東街、深水埗順寧道、衙前圍村、屯門紫田村、石崗菜園村等各區的「發展」下,當地產商圍起重重圍板時,社區內的動物又哪裡去呢?牠們的過去與未來是怎樣的呢?義工面對著什麼困難? 承接上個月我們的放映,討論著社區動物的「存在權益」,這次我們會放映社區重建下動物的短片,並且邀請了「衙前圍貓」的義工及村民來講述一下他們在巿區重建中發起/參與救助動物的經歷、動物被救的前後變化等等,從動物角度了解發展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發展,該是社區友善及動物友善。   《活動詳情》 日期:2017年4月23日(日) 時間:2:00 - 4:00pm (若天氣許可,我們會行行村了解下馬屎埔村的環境) 地點:馬寶寶社區農場 嘉賓:「衙前圍貓」義工 Peg Li 、美婷、嘉興、衙前圍村村民關仔 • 費用全免 •   交通 | 粉嶺火車站 A2 出口乘往帝庭軒小巴 52A / 54A/ 56A ,到綠悠軒 ($3.4,車程 5 分鐘 ) 馬寶寶就在綠悠軒後方,沿屋苑外圍步行一分鐘,見村口信箱左方小路進。    mapopo.wordpress.com/where 【 注意事項 】 1. 請穿著淺色長袖衣物及不露趾鞋,防蚊防曬。 2. 請自備防曬及防蚊用品。 3. 歡迎自備購物袋,直接向農夫買菜,支持本土農業。 4. 免責聲明 : 參加者須為個人身體及財物安全負責,如有任何損傷,馬寶寶社區農場恕不負責。

社會改造的契機

社會改造的契機
策劃,訪問:二犬十一咪  文:阿蕭 載於出版書籍:動物權益誌,2013年     小倉鼠死了,葬身於校園內的馬桶中,沒被水沖去,載浮載沉的細小身軀,安靜地等候公義來臨。   際遇和體形似有關聯。小倉鼠像個小絨球,毛茸茸,小豆眼,再挺著個脹卜卜的小肚子,都不過半個手掌般大。牠被安放於掌心上,命運的悲喜,取決於人類的自由與自律,亦是發揮道德意義的起點──公義在高大分明時的義不容辭;或在晦暗不顯的關頭委曲求全,在此實在無法迴避考驗、檢視。   有人說「小倉鼠的生命需要受到尊重」;亦有人說「那不過是一隻小倉鼠」。   社會運動是「轉化對真實的認知」(Transforming Perception of Reality),由Gamson(1992)主張,指向運動對隱含的歧視、蒙蔽的真實作出重新思考和討論。當中,動物維權作為「他者導向」(other-directed)的抗爭運動,在道德複雜模糊、「我」與「他」的利益糾纏相涉中,更顯一步一跪,礙難重重。   運動背景  由「保護」到「維權」   當今世界的動物保護運動,發軔於十九世紀的英國,並以一八二四年成立的「防止虐待動物協會」(RSPCA)為重要指標。追溯歐美早期的「動保」歷史,當時有一些社會人士,常常於街上目睹動物受虐的景象:駕馬車的車伕暴打馬匹的;農夫把牲畜的腿捆綁起來堆在車上送去市場;還有活生生的把鵝被倒吊至死。   基於不忍大眾的漠視、任由暴力橫加於動物身上,一股引領變革的運動勢力,遂積極倡議動物保護的立法,並強調行善以求救贖,追求道德與秩序重建的人道思想。於美國,更有組織者充當「動物警察」,親自走到街上巡邏,調查虐畜個案、馬匹拉車的負荷、及牲畜運輸的情況。   哲學能喚醒沉澱的人性,帶領深沉的思考向度,更可作為運動的重要資源。同在十九世紀,德國的大哲豪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以拓晰洗鍊的哲理邏輯,肯定了原本存在的、千百年來卻被踐踏的天賦動物權:「殘酷對待動物者必非善者,我們人類虧欠動物,以還給牠們公道,取代同情牠們。」   這個劃時代的思想革命,正是現今人所共知的普世價值。但此亦無阻被慾望驅動的人類行為,我們高於動物的思想不可動搖地一直遺傳下來,在耳邊迴盪。走下來的歷史,各地人口增長,出現工廠式密集飼養動物、科學實驗中廣泛使用動物、以及動物被用作娛樂工具等,仍為動物帶來連綿厄運、生而難逃的宿命。   能涵蓋各地情況,甚或日後難以預料的剝削問題,是於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由聯合國大會通過「世界自然憲章」:「生命的每種形式都是獨特的,不管它對人類的價值如何,都應當受到尊重。為使其他生物得到這種尊重,人類的行為必須受到道德準則的支配」,鼓勵各國參考憲章原則,指導和判斷人類影響動物的一切行為。   這年頭,組織者在大聲疾呼:「為動物爭取平等與尊重、廢除奴役動物」,口號標示「動物革命」由倡議「保護」(protect)變成爭取「平等」(equality)的維權運動。於西班牙的巴塞隆納,更有以藝術介入行動的策略運用。當地一廣場上,國際非牟利動物保護組織「Animal Equality」舉行運動,透過上演一場「冰鮮人肉」的街頭行為藝術,讓一個個模特兒躺在盒內,身上沾滿假血,再以保鮮紙包裹封存,造出血淋淋的視覺感觀,提醒大眾反思在品嚐盤中佳餚前,各種肉類都曾是活生生,一如你我的生命體。   「他者導向」的社會運動   觀乎香港,我們有沒有動物保護/維權運動?這或者必須反問,我們的城市,有多需要透過社會行動為動物爭取權利?   非牟利獸醫診所創辦人麥志豪,肯定了上述兩個問題。近年,他積極策劃及參與相關行動,說明了勢在必行的現實需要,「我本想安份的做動物福利工作,犯不著得罪政府。但與其眼巴巴看著動物往地獄走,不如選擇一起往地獄走。」   由「溫和」轉向「激進」,麥志豪形容是「被漁護署折磨了好幾年」的結果。二零一零年,審計署發表了一份長達七十頁紙的報告,批評漁護署嚴重的行政缺失:每年需花三千萬元管理流浪貓狗,耗用大量資源;執法不力,不少寵物店無牌經營,沒按時續牌及違反發牌條件;及對市民報失的貓狗沒有完善的紀錄等。麥志豪當時雖感不滿,卻仍對一眾團體上街要求解散並重組漁護署的「821大遊行」感到懷疑:「要那麼激嗎?」   但當問題並非一次性,是一如剝洋蔥般,一層一眼淚,愈了解愈心寒:虐待動物的案件接二連三,愈見殘酷、動物被繁殖作販賣受到非人道對待、流浪動物的捕殺數字持續高企等,使麥志豪從「為動物忍辱負重、凡事以和為貴」變成了「第一個嘶破喉嚨吶喊」的行動者。   Stewart et al (2001)的「Persuasion and Social Movements」指出,以動物作為運動的主體,是一種「他者導向」的社會運動,即不是受壓逼者的自身行動,而是爭取他者(others)的權益,除動物維權,反奴隸制度、反墮胎運動都屬同一類行動。而基於這種特性,部分群眾會礙於認為「他者」跟「我們」並無對等的切身關係,而經常否定動物維權的社運本質,視為「一群愛心泛濫的貓癡狗癡,吃飽飯無事幹的在無病呻吟」。這不只是香港的普遍現象,在歐美和台灣等地,「人類的問題還未解決,怎能幫動物解決」的聲音經年不絕,成為運動常處孤立無援的困局。   團結力量 對抗建制   運動亦是一個積極「斡旋者」(mediator),如果必須設定一個我為「壓逼者」,一個他為「被壓逼者」,於香港動物維權的處境下,前者是建制勢力 如,漁護署;後者則涵蓋多樣性的生物,如,受虐的貓、狗、雀鳥及海洋生物。   現時,香港有約十七個民間動物團體,在組織串連,策略運用,彼此已取得默契。動物政策關注組,負責斟酌權力機關內的政策和執法問題;動物朋友、9X狗街坊和一些獨立義工,在被檢控的可能下行使公民抗命,持續為民間的流浪動物進行捕捉/放回行動(TNVR),並把動物送到非牟利動物診所進行節育。   此外,行動者亦機動性地發起遊行集會,回應即時性的動物事件,如守護龍尾大行動、紀念黃忍燭光晚會、8.26香港不要海豚奴隸!海洋公園集會等。「我們可能『維威畏』小貓三四隻,但群眾參與的數目不是重點,關鍵在維護的東西跟公義有沒有關係,才是社運精神。」王學思說。   儘管如此,一個社會運動在邊陲移到核心的過程上,單靠組織、行動並不足夠,必須建立一套屬於自己的論述,以作運動的思考基礎。但關於動物權與相關論述,在香港現時的語境下,是並不存在,或尚待建構之中。   還看本地歷史最悠久、規模最龐大的「香港愛護動物協會」(SPCA),其主張的「寵物主人應有的責任與動物福利」,停留在狹義的福利層面。而且,該會常被評擊只為協助漁護署「清除」不要的動物,導致人道毀滅數量高企,並被指對流浪貓狗見死不救。   因應該會的角色、權責在社會上欠缺透明度,亦成為維權者在面對漁護署之外的另一建制勢力。「SPCA曾將一件主人把自養狗餓至骨瘦嶙峋、內臟衰竭致死的事件,以『主人沒有虐待動機』為由,不報警處理,我們質疑,為甚麼他們能就一單刑事案件自行決定要否執法?」面對各權力機關,維權者在據理力爭的過程上,費盡氣力。   同情與漠視 搖擺不定   作為「他者導向」的動物維權,除了「利他」,其實也能「自利」。參考學者錢永祥的定義,運動具有三層意義:第一層是以動物為道德關懷的對象,第二層是以動物作為公共事務的主題,第三層是以動物作為社會改造的契機。   於二零一二年發起的爭取成立動物警察行動,在「道德關懷」與「公共事務」兩個層面發揮了重大意義。「動物警察大聯盟」先由數個核心團體發起,十多個動物團體聯署聲援,再團結動員各方力量。結果,收集得數以萬計的市民簽名,行動更獲七大政黨的支持 。熟悉警隊實務編制的立法會議員,正籌備把動警的議題帶入議會上。   當動物維權運動的成效,常被視為難以企及革命者的期許時,在這次「動警」的倡議行動上,卻是空前地拍案而起。行動者分析原因,除了行動部署的因素,還有本港的虐畜問題日見嚴重,已達「虐畜之都」的稱號。就事件之黑白分明,動物被虐的畫面刺激官能,引發起各界的同情和關注。然而,在「社會改造的契機」層面上,公眾的態度仍在同情和漠視之間搖擺不定,王學思指:「在Facebook上,網民會就動物事件憤慨留言,這只是『最低消費』,有時實質成效不大。」   行動者發現,由社會群眾乃至司法機關,都會按個別案例,而對動物生命抱持不同的價值判斷,情況可能影響動物權益的持續和進步。但他們認為,這亦是展開討論的時機。亦相較數年前,動物發言的公開管道極為有限,現時媒體和網絡的開放性,能造就議題的深入討論。當中,可透過案件比較,引發深思。   案件:二零一一年,一名電腦技術員因不滿鄰居的唐狗吠聲滋擾,向狗隻潑天拿水並點火,唐狗最後被人道毀滅。裁判官形容被告「行為極之殘忍、滅絕人性,是他過去二十年,處理最殘酷和最壞的案件,斥責被告不尊重生命。」被告最後被判入獄八個月。行動者有關量刑要求司法覆檢:「在香港的司法標準,『虐畜』案以三年為最高刑罰。這次八個月的量刑,似乎已經是對『虐畜狂徒』的刑罰極限。判刑普遍被認為過輕,輕視了生命價值,亦憂慮判決成為先例,未能起阻嚇作用。」   比較一:二零一二年社運人士古思堯因焚燒、塗污國旗區旗被裁定侮辱國旗、區旗罪成而被判即時入獄九個月。法官在判詞中提到古的行為是「不顧後果、魯莽的行為」。因此應予以譴責和判處具阻嚇性刑罰。「同樣是焚燒,一個是死物,權力的象徵,刑期九個月;一個是生命,沒有權力,刑期八個月。那麼,生命的價值較重要,還是一件死物更重要?」   比較二:二零零七年,一名中年電子技工在大嶼山貝澳海灘,故意用鐵剷和木棍毆死一頭屬於受保護動物的黃麂,被判入獄半年。裁判官指,被告殘殺這種本港罕見受保護的野生動物,遂判此量刑以收阻嚇作用。「相比燒狗案的『行為非一時衝動』,手法的『滅絕人性』;虐殺黃麂相對沒有預謀。但兩者量刑相若,或懷疑因黃麂屬保護的野生動物?」   運動資源 建立論述   社會運動跟體制對抗,以爭取平等和權利;亦是「對社會所蒙蔽的真實有所覺醒和建構必要的努力」Gamson (1992)。動物維權在爭扎與努力的過程中,行動者經常詰問「究竟人性出現了甚麼問題?」「人是否如此輕視生命?」,暗示著行動的難中之難。   西方對動物保護/維權運動的闡述,強調其並非「大腦」教育,而是「心性」教育;即並非透過知識建立對動物之理性掌控,而是強調與動物建立情感與靈性連結。   而運動作為「在轉化對真實的認知」(Transforming Perception of Reality),「即使有問題的情境存在,大眾也知道,但除非有某些事情威脅或違反他們的興趣或價值,才可能被重視。」(Stewart et al. 2001)。在人和動物的關係中,當「他者」被「我們」分開,被威脅或違反的事情,似乎不在於「我們」的範疇之內。道德責任亦被「我們」所分隔、掩沒、甚至取消。   行動者也常被挑戰:「動物的智慧低於人類,生來就是被人吃、為人類服務吧?」、「如果人和動物是平等,一個人和一隻狗同時跌落海,你會先拯救誰?」然而,當道德處於模糊化和複雜化的現實情境下,「我們」更有責任和道德原則,對不斷擴張和扭曲的慾望進行檢視。   行動者再舉「小倉鼠」一案進行討論:   二零一二年,事件發生於一所著名的女子中學,女生在午膳期間,把購來的小倉鼠戲謔至死,上課前到廁所毀屍滅跡,卻留下證據。隨後,校方逮獲女生,懲處停課三天,惹來家長評擊罰則過重,滿道怨聲傳至社會中,揭發事件涉及刑事罪行,警方在社會壓力之下,介入調查。   小倉鼠的弱勢、無辜,理所當然應得到正義伸張;但也因牠的弱小(如像被女生掉進馬桶,不屑一顧,結果留下罪證),沒被納入「我們」的道德範疇內,或試圖在晦暗不顯的關頭,讓公義就此不了了之、委曲求全。女生的家長,揮金聘用著名大律師替女兒打官司,尋求脫罪的清白或推委包庇,是行動者的關心議題,「她將會視避過了一劫,還是錯失了『為生命負責』的寶貴一課?」麥志豪說。   《動物解放》內作者辛格提出的論述,指出社會存在物種偏見——偏見都因人類偏袒自己利益,而違反平等法則。在「利益」的大前題下,亦有人以文化慣例進行爭辯:小時候住木屋,老鼠會帶來鼠疫,認為最「衛生」的方法是用滾水炙死牠們,「而這也不過是一隻小倉鼠,何用小題大造?」但對各種社運行動者來說,文化價值是必然面對、對抗或斡旋的事情,行動者需轉換大眾如何看待他們過去、現在和未來的處境,來爭取平等公義、文明進步。社運的各地動物維權運動亦不例外。   「小」不足惜;小亦見大,大於成為社運同路人之間的一場正義思辯。「他們認為女生是虐畜,但質疑是否需要執法?有些左翼的朋友,覺得警方已過度介入人的生活,所以不贊成警方再介入人和動物的倫理關係中。亦有右派人士認為,動物的地位比人低,犯不著要浪費警力去處理。」王學思參考Michel Foucault的《規訓與懲罰》,理解社運人士對警察的戒備、甚至厭惡;而動物維權人士強調的,是實際的情境問題,動物虐畜的嚴重性。   在不同的正義觀下,該考慮人類「利益」的警察介入問題;或是選擇無辜犧牲的被偏見物種?   哈佛哲學教授Michael Sandel曾提出,「正義」可被區分為兩大類:功利主義、效益主義,正義代表追求最大多數人的福祉;康德的絕對論道德主義,正義建立在一種超出利益、目的的理性選擇上。而大多數人都兼具這兩種正義觀,並隨著情況而游移不定。   正義的哲學思想,是社運革命持久推進的重要資源。小倉鼠和其他被虐待動物的犧牲,似帶有使命地重生,仍然為香港的動物維權運動緩緩展開論述,期望打開一個「社會改造的契機」。  

龍尾灘海星:無脊椎動物的疼痛

龍尾灘海星:無脊椎動物的疼痛
策劃,訪問:二犬十一咪  文:阿蕭 載於出版書籍:動物權益誌,2013年     我們的身體裡有一條魚。   體內還有海葵、水母、果蠅等。各種魚類和無脊椎生物的基因歷史、細胞記憶,都記載於我們的手腕、肋骨、耳朵,以及身體其他部位。古生物學家從考古、基因、蛋白質及胚胎發生的研究中,發現人在胚胎早期,出現過魚類的鰓裂;人構成眼睛的分子與基因,是由果蠅、水母和蠕蟲衍生而來的;而讓人體得以成形的膠原蛋白,在海綿動物身上也有;人的四肢更是改編自魚類形成鰭的基因。甚或是,我們打嗝打個不停、嬰兒常見的疝氣,都源自人類的身體改裝自魚類所遺留下來的痕跡。   脊椎與無脊椎的鴻溝    凝視自己的身體,追溯億萬年間的演化洪流,人類與各種生物血脈相連,源自同一共祖。貫徹達爾文(Charles Darwin's)的物種同源演化說,人類自我膨漲、階層化的「偉大的生命鏈」(great chain of being,即上層是哺乳類動物,更上面是人類,中層是有脊椎的兩棲類,最低層是無脊椎動物)已受到摧毀。取而代之是另一個世界,所有動物是由同一生命在漫長的時間歷程連繫著,有著無斷裂的延續性(Continuity)——不單是解剖或生理上的,也是行為和精神特質上的。   人類亦需仰賴各種生物來維持生態系統,海洋上的無脊椎生物,為地球過濾海水、分解廢物、回收利用營養成分,並構成食物鏈的重要組成部分,最終餵養著無數的人類。早在18世紀,哲學家提出物種平權的概念,「任何一個個體的價值,從宇宙的觀點來看,都不高於另一個個體的價值。」(Henry Sidgwick, 1707)   但當人類成為目前地球上力量最龐大的優勢種群(Dominate species),對生物的情感共感、同理心(Empathy for Animals),總在利益的前題下隱沒、取消。甚或在想法與行為上,仍持續相信脊椎和無脊椎動物間的巨大斷裂,比如抗拒無脊椎動物會感受疼痛(pain)或痛苦(suffering),或更深層地否定它們經驗生命的方式。   物種繁衍之封閉   一種生物性物種,代表一種活生生的歷史形式(拉丁文species的意思),是表現在許多個體上的一種血統延續,隱藏在基因密碼的代代相傳中。人類若破壞物種延續的生物之流,否定「物種經驗生命的方式」,在動物倫理學上介定為武斷且僅以人類為中心(Anthropocentrism)。   以「大埔龍尾泳灘工程」為例,龍尾灘對一般人來說,可能只是充滿泥濘污水的路邊石灘,以至在討論項目發展期間,大埔區區議員鄭俊平表示「不相信工程會將龍尾的所有海洋生物滅絕」。而二零零七年的龍尾灘環評報告內,亦錯誤評估泥灘上的生物數量及其生態價值。   事實上,這個二百米長的泥灘,已聚集三百二十多個珍貴物種,並非環評報告內的二十種。香港自然生態論壇成員在龍尾灘進行自發性長期考察研究,才發現當地儼然海洋之窗。(附錄一)龍尾灘屬於半閉式泥灘,該處鹹淡水帶的生境十分罕有,能讓需要這種生境的魚類及貝類棲息共生。其地表土壤亦多樣化,散佈潮間及淺水潮下帶的大量碎礁石群,吸引了大量近岸魚類聚居。礁石群同時亦是大量雙貝類、螺貝、管蟲、海鞘、海綿等無脊椎動物的安身立命之所,而經多年土壤沉積,形成潮澗一大片平緩軟底地帶,更讓海星代代繁衍。   在這平凡的海岸一隅,潮汐潮落之間,孕育出高生態的潮澗生物群,包括,雙斑砂虎魚、賴氏蜂巢蝦虎魚、星點多紀魨(Takifugu niphobles)、管海馬(Hippocampus kuda)、日本燕魟(Gymnura japonica),都在《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紅色名錄》中,級別各有不同。而目前名錄內共一千三百零六種海洋無脊椎動物,在被評估的物種中,約25%目前面臨滅絕的危險。當中以管海馬為瀕危級別,最受關注。   可是,這些小生物仍然不被重視和認知。如漁護署曾跟據舊有文獻,堅稱海馬是「中度常見」物種,然而「常見如泥蜢、紅鮋,實在無法跟海馬比較」。相反,香港自然生態論壇成員,在龍尾灘岸兩旁的溪流及去水渠,錄得五隻管海馬。海洋公園保育基金在香港水域進行的海馬普查,一年錄得一雄五雌共六隻黃海馬與三斑海馬(Hippocampus trimaculatus),比較兩者,可見瀕危物種在龍尾灘的密集程度,及瀕危物種的極為罕見。   再參考香港海岸生態最權威文獻之一的The Sea Shore Ecology Of Hong Kong(Brian Morton, John Morton),在「結尾:污染及保育」(Epilogue: Pollution and Conservation)中指出,香港擁有不少生物多樣化的海岸,要保育這些海岸,除了要控制各種污染之外,更需要制定有效的海岸保育計劃,將高生態價值的地區劃為「自然保育區」。   龍尾人工泳灘的落實興建,否定「物種經驗生命的方式」,亦未考慮本地海岸的生態價值。香港亦沒有「海洋生物保護條例」,現行第170章的《野生動物保護條例》中,受保護動物卻不包括魚類和海洋的無脊椎生物在內。(附錄四)「這條法例本是因應六、七十年代的香港作為漁港的情況而定。那個年代的人,主要以海作為糧倉,一年只有一次機會吃雞或鵝。但到今天,香港食物資源變得豐裕,同時海域的魚類物種日漸瀕危,十分諷刺地,在海上捕獲罕有鯨鯊也是不會犯法的,這是法例落後過時之處。」香港自然生態論壇成員李錦華說。   視海星為死物   一般海洋無脊椎動物、瀕臨絕種的動物,尚可有任何保障?聯合國大自然約章說明「每一種生命形式都是獨一無二,不管它對人類有無價值,都應獲得尊重。」另外,「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也肯定了「生物多樣性的內在價值」。   但面對與動物之間的關係,人類的道德思維往往異常轉折。在龍尾灘上,魚類與海洋無脊椎生物往往被賦予反覆無常的附加價值:一隻海馬或海星,在政府的考量中,是平衡「發展」的必然犧牲品;在民間生態保育人士和專家的認知下,是需被珍視、保護的瀕危物種;而在部分市民眼中,竟可成為供人「娛樂」、蹂躪和殘害的「死物」。   每逢周末假日,龍尾灘都有悚然心驚的恐怖景象。人事不知的小朋友,會在泥灘上鏟掘、捕捉小蟹游魚,甚至手執兩個掘蜆耙,揮耍亂舞。大人也向海星手起刀落,斬頭斬尾,一瞬間,腳下盡是甩頭斷臂、內贓暴現的海岸生物。不止,連鄰近公廁的洗手盆也是偏滿屍骸;更有人一心「滿桶而歸」,最後卻棄桶於巴士站,任由生物在路邊曝曬,自生自滅。   「娛樂」不可能是絕對自我中心的「只要我喜歡,有甚麼不可以」;當娛樂是建築在其他生物的痛苦上時,更應該深思。「很多生物我們不能吃,也不能玩,又不好養。硬要拿回家,(生物)接著死掉,變相浪費了生命,簡直是反教材。」Derek說:他們經常在灘岸傾聽遊人對話,家長叮囑孩子把欣賞完的生物放回水中,有的聽話,有的反抗,堅持是自己的佔有物,「在孩子身上,已看到不同的人性。」   在動物倫理觀中,感知主義(有知覺、感受)確定生物在道德上的重要性。當大多數人認為脊椎動物能感覺疼痛,但在無脊椎動物的情況卻不這麼明顯,遂亦使人類無視無脊椎動物具有感受負面心理狀態(negative mental states)的能力,在一般對待行為和法例上均沒有加以重視或履行責任。   Can Invertebrates Suffer? Animal Welfare(2001)內提及,在沒有一種客觀或精準的儀器能完全量測出該個體的「痛苦指數」前,有幾個生理及行為上的證據是行為生物學家必須掌握的:   生理證據: ‧無脊椎動物在受傷後所造成防禦細胞與神經傳導流動及堆積的模式,與脊椎動物受創後的反應模式近似。(Stefano et al, 1998) ‧在扁型動物、軟體動物、環節動物、甲殼類及昆蟲身上發現具有止痛效果的腦啡(Enkephalin)及腦內啡(Endorphin)。(Fioito, 1986 ) ‧無脊椎動物身上亦發現類鴉片先質的腦啡先質(proenkephalin)(Stefano et al, 1998),腦啡在此的功能是攻擊侵入的細菌以使免疫系統中的類鴉片呔能產生,也因生化及生理的反應推測,疼痛本身也可能是此反應的構成元素之一。   行為證據: ‧某些脊椎動物在遭受創傷後,會隱藏受傷的徵兆或表現出僵直的外觀,目的就是避免自己再度成為天敵的目標,此種無法看出疼痛的現象也極可能應用在無脊椎動物受傷時,為求生存而表現出的低度反應機制上。 ‧當特定的刺激一開始與電擊共同給予動物時,許多的軟體動物及昆蟲會在電擊移除後仍對該刺激有縮回的反應,這與脊椎動物對電擊後的相關反應模式相當接近。 ‧「自割」行為通常是為了身體部分被捕捉或受傷時,潛在傷害擴及全身而作的反應。   龍尾守護隊   回看龍尾灘的情況,該處人流高峰期高達二百人,更有旅行社舉辦「龍尾灘惜別團」,把一車車的旅客載到灘上,未有考慮該地的承受能力,更遑論給旅客提供正確的生態保育知識。喧囂的人潮,把生物嚇得心驚膽顫,慌忙逃竄。遊人來到未及細心欣賞,腳下已踏死不少生物。「我們每次來調查拍攝,來到都有一個守則,就是『no touch』。即使幾想拍攝到一個生物,只會靜靜地蹲在水中,等幾個小時,蹲到腳軟,才拍攝到一張清晰的照片回去。」香港自然生態論壇成員關祝文說。   2012年11月8日,「守護龍尾大聯盟」召集義工組成「龍尾守護隊」,每逢周末假日進行巡邏。守護隊義工約二十人,分為三更,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五時工作。在當眼處貼出「觀生態,只可看,不動手,勿破壞」、「放過那些小生物,保護龍尾灘」、「守護龍尾,全賴有你」等告示。義工每人又手持「愛護海岸生物,眼看手勿動」紙牌,戴上臂章,呼籲遊人尊重生命,「睇下好啦,眼看手勿動。」   結果,許多遊人在勸籲後,都會把捕撈的生物放生大海。招振龍稱,「大聯盟」更開辦「龍尾學堂」,並以生態旅遊的標準為原則,一組人不會多於二十五人,課堂上介紹龍尾生態及保育的重要性、觀賞龍尾海岸生物須知及巡邏注意事項等。「大聯盟」更向旅行社提供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的《自然約章》,呼籲旅行社向團友灌輸海岸郊遊的正確知識。 「香港的虐畜事件日見嚴重,動物組一直在爭取成立動物警察。而守護隊作為民間的動物糾察,可算是動警的雛形。如遇上施暴者,你們會怎樣做? 」二犬問。   「我們會勸他將心比己,想想如果有人斬你隻手,你會點?不過,有時都會火火地,但會盡量克制,用幾句簡單說打發對方,不想為環境造成干擾。其實我們唯一的法律依據,是第169章《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附錄四),告戒觸犯法例的話,最高可判罰款二十萬元及監禁三年。但亦有遊人覺得『無王管』,執意對殘害生物,據為己有。其實人人都可以是龍尾生態守護隊,當到龍尾見到有遊人破壞生態,也可加以勸止。不單止在龍尾,在任何地方也可挺身而出,勸止不當行為。」招振龍說。   引述甘地的說話,「要看一個城市的文明,要看她如何待其他動物生命」在外地,即使擅自取走任何海洋生物也是不容許的。再易地而處,灘上的細小石礫及礁群,其實就是生物的棲息聚居處,即使稍稍移動幾毫米,牠們的家園也可能被摧毀。再看河流及暗渠所排出的淡水,看似混濁污糟穢,但那裡的生物就是清道夫,協助吃掉細菌和污染物質,也有履行公民責任。   無脊椎動物是維持自然生態不可缺少的一環。也是地球上數量最大、種類最多的生命群體,世界上80%的物種是由無脊椎動物構成的。在水生環境中,蝦、磷蝦、蟹足類、雙殼類、海綿和刺細胞動物等,在水體營養迴圈,甚至是去除污染物,都起著無可替代的作用。它們在進食過程中,過濾河水或海水中的懸浮物質和食物顆粒,除去可能導致水體生態系統失衡的泥沙、營養物質、藻類和細菌等。   對待動物的方式,或能放下「以人類為中心」,讓人與動物界線的藩籬逐漸縮短,轉化為共享世界的一份子。能屏棄習以為常的霸權,對自然崇敬亦悠然而生,生物也會退下防護線,讓你真正認識大自然的一池一石。   「見到一個個窿嗎?弱視的槍蝦負責不斷挖泥洞,觸鬚保持觸踫著大口犁突鰕虎魚,大口犁突鰕虎魚守在洞口,見到危險,便震動尾部通知槍蝦逃入洞中,自己亦尾隨而入,是一種『互利共生』現象。」關祝文說。大口犁突鰕虎魚(Big mouth goby Myersina macrostoma),是在灘上發現的香港魚類新紀錄。大自然是一本書,箇中知識和奧秘是無窮無盡,非天下間的科普書籍和文獻所能一一承載,要靠在地觀察,耐心閱讀,謙卑學習。   不合理的發展   龍尾灘位於吐露港的內灣位置,水流十分緩慢。污染物容易停滯在泳灘,較難擴散和稀釋。有實驗所揭發,龍尾灘的大腸桿菌含量驚人,水質為「極差」等級,每一千人落水後,將會有十五人有機會感染輕微疾病(例如紅疹),吐露港在過去也一直存在水體富營養化及紅潮頻密的情況。冬天不是游泳旺季;夏季天帶來的細菌和污染物,估計有14%的時段,水質『極差』需要封灘。 到底人與生物,誰更需要龍尾灘這個地方?   一九九八至二零零一年期間,前臨時區域市政局建議在大埔龍尾發展泳灘,區議員黃碧嬌更曾表示,她早於二零零零年率先提出龍尾項目,原因是「當年無法於區內找到沙灘讓四歲兒子游『龍舟水』」。但在對海的馬鞍山,就有一個比較理想的海灘可供開放,只需增設一些配套設施便可,但那裡反而要進行填海工程。   一切發展考量的背後,是連串地產項目:地產商會德豐及發展商偉都集團於二零零八年至二零零九年,已經準備興建水療渡假酒店,總共提供四百六十七間房間,並設有會議設施、購物商店及一座婚禮教堂。長實集團亦看透商機,捐出十億元,在龍尾附近興建觀音像,現時已完工。還有,只要將大埔汀角一帶樓價推高,李嘉誠的鳳園洋房項目可以賺得盤滿砵滿。   未來,龍尾將被打造成水療酒店、購物商店及洋房項目林立的「香港芭堤雅」;過去六年,大埔汀角樓價已翻過幾倍。  

大嶼山牛:何地是家?

大嶼山牛:何地是家?
策劃,訪問:二犬十一咪  文:阿離 載於出版書籍:動物權益誌,2013年     自先朝以來,縱橫歷史,牛一向是中國人最忠誠耐勞的伙伴。北宋詩人梅堯臣筆下就有兩首詠牛之詩,文風素淡,情意深綿,其《耕牛》寫盡牛萬難加身的農耕霜苦,「破領耕不休,何暇顧羸犢。夜歸喘明月,朝出穿深谷。力雖窮田疇,腸未飽芻菽。秋收風雪時,又向寒坡牧。」《牛衣》一詩更描繪了牛與人之間的真純情義:「覆牛畏嚴霜,愛之如愛子。朔風吹欄牢,禦冬賴苜麻。惡薄將異韉,貪棲乃同被。重處不忘劬,老農非可鄙。」黑夜寒風凜冽,老農深夜入牛欄,為牛添被禦寒,可見愛牛若子之情。   然而時代跨變,尤其在當下香港,農業式微,工業轉型轟隆轟隆輾過,現代化發展的石屎瀉了一地。資本主義五十年不變,然而在其巨輪下的萋萋田野已成廢墟舊土。牛,也從農人伙伴頓成社會的剩餘,本在山野間悠遊自適,卻因發展而被迫遠離家園,自此流浪。然而,在城市的發展旋律下,牛與人真的無法共存?兩者能否重新建立古遠以來的伙伴關係? 香港牛的前世今生   過去四十年,香港農地的面積萎縮了60%,由七十年代的一點四萬公頃,至現在的約六千七百公頃,僅佔香港土地總面積約6.1%,當中規劃為農業用途的新界土地只有三千二百九十二公頃。農地大幅減少,牛也被丟棄,成為時代的剩餘。據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資料,全港有一千二百三十隻流浪牛,主要生活在西貢、馬鞍山及新界其他地域等,大嶼山南部、梅窩的牛數目約為三百隻,總數不足二千隻。離島的屋與村愈建愈多,牛的生存愈益困難。二零零五年,漁護署展開大規模捉牛行動,牛或被遷移或被直接送到堆填區,白白丟命的超過八十隻。當年的漁農署職員缺乏牛知識,捕捉幾成虐待,不但以嚇唬強搶、拉鼻扯尾,甚至活生生脫角,不但令牛兒受驚受創,也嚴重破壞牛群的社群結構。自二零零六年漁護署粗暴捉牛事件曝光後,政府才予以修訂《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第169章(見附錄四),違例者的刑責由以往罰款五千元及監禁半年提高至二十萬及監禁三年,並涵蓋政府部門。任何人因不合理作出或不作出行為,導致動物受不必要的痛苦,就是虐畜。   無辜牛兒的犧牲喚起人的反思,一些人開始回溯牛群的時代故事。遊走在大嶼山的牛群,實是三、四十年前由大嶼山農民自內地引入的耕作伙伴,以及牠們繁衍的後代。儘管牛兒有犁田耙地的能力,但這數十年間,農業敵不過現代化發展的號角,牛兒陸續被棄耕的農戶遺棄,賣的賣、丟的丟,人跟牛就此仳離。這些所謂的「流浪牛」,其實是大嶼山的原居民,定居於長沙至塘福、梅窩等,並以家園命名,如梅窩牛、塘福牛、水口牛、石壁牛、貝澳水牛、南嶼牛等,年復年在家園裡閒適慢活,過著與世無爭的生活。單是梅窩,高峰時期就住了上百牛兒,但現在只餘下十七隻黃牛。   同是生態管理者,水牛黃牛兩不同    不少人也許心生疑問:無論黃牛和水牛,都是流浪街頭的動物,何以談得上保育?大嶼山愛護水牛協會主席何來解釋,牛不單不是流浪動物,更具有重要的生態角色,對整個生態系統貢獻良多,牛天生的角色是生態管理員,牠們的管理方式是一邊行、一邊吃、一邊痾,令我們存在一個持續的生態活躍狀態。牛踩過的地方可以儲水,糞便可令土地肥沃,防止沙化。那灘看似污啞的水,卻能養活好多益蟲;而水牛滾地打的泥潭,亦為棄耕地儲水,防止農地因沙化而荒廢;再者,有牛就有鳥,寄牛而生的牛背鷺(學名:Bubulcus ibis),倚水牛背而食,尤是能帶來種子。在閒適生活間,牛兒就默默支撐了整個生態平衡。   要保育這些溫柔敦厚的生靈,當從了解開始。生長於都市的人,初見牛,難免是奇妙經歷。何來說,不少人對牛陌生,即便是黃牛和水牛也分辨不了。到底牛兒怎樣分?何來解釋,黃牛和水牛是截然不同的品種,生活形態和身體構造大有不同。大嶼山的水牛是亞洲水牛,屬濕地動物,生活於河川和沼澤之間。水牛的身體特徵方便牠們在濕地狀態下生存,其皮膚粗硬而毛少,此構造具防濕功能,使水牛能處身水中達數小時;相反,黃牛卻忌水,其毛髮會跟隨季節轉換,夏天毛色淺淡,以利散熱;冬天毛色深暗,更會多生一層鬃毛用於吸熱保暖。   除了皮層構造不同,觀察牛兒的角,也能分辨黃牛水牛。何來說,水牛的角自長出後便會增生長重,半月型的大牛角,男女如是;然而黃牛卻不同,由於黃牛的牛角靠著撞擊刺激發育,牛女不打架,牛角生長自然不太活躍,並愈老愈弱,相反,牛仔的角會較大,除了打架,每隔幾年還會磨爛自己的角讓它再生,從而長得更粗更壯。   危機生活,處處有情   黃牛和水牛縱有不同,然而牠們每天均要面對共同的威脅;威脅的根源,源自人類發展至上的態度。過去一年,因意外受傷、中毒、難產、被虐待而死的牛共二十一隻。牛的生存環境愈益窄小艱難,牠們不單會被故意傷害,例如有些人會以燒烤叉刺傷牠們,一些人更會特地放狗咬牛;非法傾倒的工業廢料,亦破壞了牛的生境。然而在患難中,牛群依舊相依互偎,這種堅韌的牽繫盡顯於生活小節。曾經,一只小牛出世後三十多個小時都不能站起,牛媽媽寧願離群也要陪牠,在身旁鼓勵牠站起來;一隻黃牛曾在廢地誤踩鐵釘,牛群焦急圍攏,旁觀獸醫為傷牛治療,待手術成功,牛兒便紛紛趨前觸頭慰撫。   生活難過,感情更深。然而對牛群最無情的威脅,是交通意外。去年身故的牛當中,便有十多隻死於馬路。何來說,由於大嶼山佔地廣闊,監管疏落執法寬鬆,許多路段每天都有司機超速駕駛,不少牛兒被高速奔馳的車輛撞倒致死,「牛在三個月以下被車撞倒是經常發生的事,一、兩歲做媽媽的牛慣常要死一、兩胎才懂得保護孩子。」除了牛寶,兩、三歲、六百磅以上的成年牛,亦曾被飛撞數十米以外,可見車速之猛。   二零一三年六月五日,八頭牛血濺大嶼山嶼南路,七頭當場死亡,另一隻小牛經搶救亦傷重不治。事件引起極大震動,不少市民痛斥兇手冷血,責令警察盡快緝凶,然而事情至此亦未能破案。何來表示,嶼南路為封閉道路,限速七十米,二十四小時均需執法人員把守,並檢查進出車輛是否持有俗稱禁區紙的邊境禁區通行證。然而實際上,警方並沒有長期監察嶼南路段的交通情況,超速飛車無日無之,意外頻生,不少牛兒死於輪下。若非是次八牛大屠殺事態嚴重,引起大眾關注,政府才不會如此認真以待。   在意外發生之時,一受傷牛竟老淚縱橫,令人悲慟。在場的政府獸醫宣稱,牛智力較低,流淚純粹是受傷痛楚的本能反應,不應以情感解釋,然而何來說,無論牛兒流淚是因為傷心抑或驚恐,都因為經歷了創傷,「動物在現場環境感受壓力的能力比人類高很多倍,無論是受驚、開心還是受傷,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排淚,愈大的壓力就愈排得多,牠們對環境的認知觸覺比我們大得多。」當牛隻感到壓力與驚恐,會刺激體內的荷爾蒙分泌,呈現一種緊張狀態,情緒的湧動更會波及身邊伙伴,「一群牛是有心靈感應的,牠們不需要做甚麼動作、說甚麼話,就可以了解對方的思想感受。如果一隻牛處於高度的緊張狀態,會令整群牛都恐慌。」牛群之間有一種無形的情感牽繫,牠們能夠憶念所愛之生命:意外發生後,牛群在閒遊間避走意外地點,以免舊地重訪;而喪生的小牛媽媽,還未知孩子已死,天天盼望,每日走訪兩、三回,希望能尋回散失的愛兒。   何來批評,是次案件中,無論警方抑或是漁護署職員均嚴重缺乏對牛的尊重與關顧。第一,在案發後幾個小時中,警方沒有派人到現場盡快搜證,卻以保持道路暢通為由移動牛隻,令重要證據悉數散失;而牛的屍體因發脹而無法搜證,其後更被迅速「打包」送走,並沒有進一步交由政府化驗署仔細查證。何來說,為了解剖屍體調查牛的死因,以往亦曾經屢次與政府「鬥快搶屍」,若搶輸了,無辜死去的牛兒只能藏著冤情,被直送堆填區。然而,即使證物俱在,但亦要證明傷牛者是「蓄意對牛隻造成傷害」,才有機會以《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入罪。   香港,到底有沒有動物保育政策?   縱然缺乏相關知識,政府亦慢慢回應各界對保護牛隻的關注。二零一零年中,政府在動物管理政策下成立了牛隻管理隊,負責定期巡視 、為牛隻絕育、為牛隻加裝GPS全球定位系統 及公眾教育等工作,然而牛隊對牛群的認知仍有一段距離。以絕育手術為例,牛的絕育有幾種方法,牛隊所採用的絕育手術是畜牧業的慣常模式,往往使在郊野生活的牛群在絕育後容易出現傷口感染。愛護水牛協會所採用的方法,則是把三層傷口整全密封的做法,雖然更費神費時,但卻能保障牛隻的健康。從絕育一例,反映出動物政策最核心的問題,「政策發展到底是向甚麼方向走呢?是食物環境方向,還是保育本土品種的可持續方向?」   若政策方向是後者,發展之路必然遇到阻力。首當其衝,便是土地問題。在香港,土地不足並非真相,土地不被善用、屢被地產商囤積才是真相。財閥不但搶去市區用地,也來爭自然的地,「牛存在的地方就是最有發展價值的地方,不但平坦,又向海,不用太多的砍伐就能發展。」何來稱,數十年以來,大嶼山農地不斷減少,農地不是被改建成丁屋,就是變成擺放泥頭的地盤和貨倉,適合牛群居住的地方愈益窄小荒蕪,「原來讓牛睡覺的、休息的地方已經變了馬路、村屋、地盤,或被非法堆填建築廢物。牠們在這些地方受過傷,就會避開,因此可以適合牠們居住的地方愈來愈少。」棲息的家園被毀,炎夏日曬、暴雨傾淋、寒冬凍體,無處容身;牛群不得不走到馬路或行人所到之處,不但要承受各種人類世界的威脅,更被扣上「滋擾」的惡名,凡此種種,都是源自保育政策的真空,與及來勢洶洶、嚴重向經濟效益傾斜又寸土不讓的發展規劃。   與牛共處   何來認為,發展並非全然的惡,只要社會能關顧生態和物種的永延發展,以平衡為道,發展也能為民造福。她建立政府應重新檢視現行的牛群保育政策,以防止再有牛隻被殺被傷的情況出現,並達至「牛人共存」的景象。保育政策首要從道路規管入手,在飛車黑點加強執法,管制車速,並在禁區設置更停,並要增建保護牛群的設施,「為甚麼現在嶼南路會出現牛車爭道?政府規劃路段時應預留隔牛坑,亦要提醒駕駛者隨時讓路給牛隻。」除了保障道路安全,政府在制訂發展與規劃政策時,亦應把綠色生活質素和動物生存空間的考慮計算在內,好讓牛群有地可走,有瓦遮頭。更重要的是把牛群原區安置,並非粗暴地把牛兒遷移到某個野地,毫不考慮安置地區的生態環境,是否有充足水源、豐茂雜草?山路又會否過於崎嶇?空間又是否足夠?一切小節,都是撐持生存的必須。   除了政府,大眾也能學習與牛共存。車主遊走大嶼山道路時,不妨放慢車速,牛媽媽會趕小牛上行人路,而霸道的大公牛見車也會識趣別開,只要響號兩聲,多等數秒,牛群自然讓路;然而人們也應反思道路的使用權,荒山本無路,萬物自能縱行其上,今日人類得到優待能霸地築道,又怎能驅逐本來也擁有「地權」的動物?再者,牛群與世無爭,品性平和,既不傷人也不霸道。何來提醒遊客,與牛群接觸時,不要餵飼牛群,拍攝時也不應使用閃光燈,因為對牛而言,閃燈和氣味都是極大刺激,足以挑動情緒;見牛時只要保持安定,隔一段令兩者都安心的距離,令牛兒明白你的存在,自能兩相和睦。在和平共存之餘,兩類物種都能互相補足,例如貝澳水牛過去一直是杯澳公立學校自然考察隊的學習對象,從觀察水牛的生活,學生能深切理解濕地生態,也明白自然的循環相扣,整全的美。   台灣的台南柳營有一老牛的家,顧名思義,就是一處供辛勤耕作一生的老牛百年歸老的安養地。老牛的家佔地兩公頃,園區內設有牛舍、管理室及病牛隔離病房,並有專人照顧,讓寄住園裡的不足十隻的老牛安享晚年。年前,一名老農因身疲體弱未能照顧牛兒,把耕養二十年的老牛送到牛家。分別之際,兩口子泣不成聲,老淚如雨下,不禁令人想到「重處不忘劬,老農非可鄙」的愛牛如親之情。